杨占魁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我们无法抗拒。但人生在世的主要任务是负起社会责任，对自己的工作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春秋时管仲的名言。这句话告诉人们培养人才是个长久之计。
树人先树德，再树才。有德有才算人才，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危险品啊！外国有两句名言，“教师是太阳底下最伟大的职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习总书记在去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是民族的希望。”这是领袖的期待，发自肺腑的金玉良言，他殷切地希望教师的优良传统和优秀的教育教学过程及方法一代代传承下去。
在教师节来临之时，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和孩子们相处的年代。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孩子们是最纯真的。教师要真诚地对待每一个孩子，即使他们犯了错误也要满怀希望地信任，给他们时间，直到改正错误，期待着他们德厚流光、冰魂雪魄，知识与文化同步俱增。
每接一个新班级的第一节课，我总会在黑板上写上八个字：诚实做人，实在做事。并要求孩子们相互监督，认真落实。看着孩子们一个个渴求知识的眼神，我暗暗地给自己定下了规矩：做学校、家长、学生三放心的好老师。好多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事，我终生难忘。
有一年李崇（内蒙古林学院副院长现已退休）回村探亲，和我谈起他一年级学数学的情景。（那是年他上一年级）他说，您教我学算术（旧称），黑板上写出数字，我不会算，您就在2的上面画两个小鸡，3的上面画三个，而后让我数小鸡一共几个，噢，我一下就学会了加法和减法。有时您还画小猪、小人……我就是从那时爱上了绘画的。这是启蒙吗？
年又接了一个新班，（四年级）12名男同学和13名女同学。在我的印象中，25个孩子都很听话，而且学习努力上进，可能是女孩子多的缘故吧。上图画课的时候，有一个孩子画得特别好，独树一帜。他叫刘斌，孩子长脸，小眼儿，眼睫毛特别长，高高的嘴巴骨，挺直的鼻梁，走起路来总爱向前探着大步。后来我发现他的本子上每页的背面都有他画的图，个个像模像样。嗯，这孩子在画画这个方面很有天赋。所以我并没有批评他作业本不干净，不整洁，而是鼓励他多画，还常常帮他修改作品，并要求有了新画一定要拿给我看。
他也慢慢对作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升入五年级后越画越好，由素描发展到蜡笔画再到水彩画。那时的水彩简易粗陋，一个长方形的纸盒里整齐地粘贴着12块圆形的彩料，用毛笔蘸上水再到彩料上摩擦，笔尖上就有了颜色，而后涂在画的所需之处，把毛笔在水缸里涮净，再着别的颜色，慢慢地一张张美丽的彩图就跃然纸上。看上去虽然有些粗糙，但毕竟是孩子们自己的创作，看着孩子们自己欣赏，相互传看。特别是刘斌的画，次次都会引起全班同学的围观。这更激发了他对绘画的兴趣和追求。
孩子断断续续念到了高二时，因家庭实在困难（父亲肺气肿常年卧床，母亲一人劳动养活着一大家子）。小小年纪，打包好自己的绘画文具，就开始了走草地的苦难生涯。老蒙古人不好打交道，年我们集中在十八顷中学培训，相跟了几个同事，到小庙子观光，口渴了进了蒙古人家，用肢体语言表达想喝水。“不行不行，你们走吧，看丢了东西呢。”一出门碰见，八股地的老曹老师，“没喝上吧，跟我来”，一进家，他说：“塔赛白努，赛努……”嘿，不但给喝，而且给我们烧茶水，蒙古人认话不认人。听说这孩子先是给蒙古人画墙围子，渐渐地在他们的柜、箱和其他的家具上画起了飞禽走兽，花鸟鱼虫，进而发展到了画蒙古马和人物肖像，现在后两项已成为他最拿手的技艺。他不但讲得一口流利的蒙古语，而且完全融入到了蒙古民族了。他也成了后草地牧民最喜欢的土画家。
年2月28日，乌兰察布市广播电台两位记者采访了农民画家刘斌，我在手机上看了采访的全过程。他还和小时候一样，内向而不善言表，讲了自己的成长过程，感谢家乡人民给他如此高的荣誉，并表示要深钻业务，奉献更好的画卷，为家乡人民继续争光。言语虽不多，但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听说他的两个女儿都已大学毕业了。他的成名很大一部分是兴趣所致，我也心悦诚服地承认“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年秋，我带着五年级（那时小学五年制），王文老师（已故）带初一年级（六年级），两个班拆校院里的旧戏台。王老师在前边负责拆，我在后边负责堆放拆过来的石料。60多人你来我往，川流不息。突然我看到戏台的后墙裂开一道缝，于是急中生智大声喊：“墙塌呀，快跑快跑！”大部分同学听到我的喊声跑开了原地。一堵大墙悠悠地向北倒来，一刹那"轰”的一声，尘土四起，前面什么也看不见，真塌了？我不顾一切地钻进雾气中一瞅，塌墙的中间鼓起一个包，我断定地下是人。我过去急不可耐地，刨开一块土坯一看有衣服，哎呀，果然是孩子啊！我吞声忍泪两手像疯了似的，先把压在头上的土坯扔掉，再扔压在身上的土坯等完全露出身子时，才听到孩子低沉的呻吟和微微的哭声，噢是陈玉珍，谢天谢地，还活着。我一边呼唤着孩子，一边用右臂往起搂孩子的腿，“哎呀……哎呀……疼”我又轻轻地放下，卷起裤脚，伸手往里一摸，不好，两条腿都被砸断了。这时王老师也跑来了，突然听到：“老师，王凯也救出来了。”糟糕，还有一个。我跑过去跪在王凯身旁，边安慰边摸他的腰和背。稍一触碰，他哭着喊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我含着热泪追问身边的孩子们：“还有谁被砸着了？”闫玉清被同学们搀扶着，边哭边来到我的身边。“老师，我没事，只是把脚砸了一下。”说着呜……呜地又哭了起来，我低头一看，脚肿得像馍。我告诉孩子们快把他们家长找来。哎呀，妈呀，这可怎么办呢？
就在这不知所措之时，也不知是谁跑去告诉了老支书。只见他带着一辆队里的拖车飞快地向现场开来。这时三位同学的家长也都来了。经过短暂的商量后，陈玉珍的家长愿意在家服接骨药治疗，闫玉清也愿意就地治疗。只好把王凯送到秋灵儿沟（当时这医院所在地），经过好一阵子仪器检查，医生说，腰椎有裂。背部中伤，需住院治疗。我一直陪着孩子住了半个多月院，从端屎接尿到扶着门走，一天天见好。过了百天后，三个孩子完全康复，没留下任何残疾，万幸啊！这个沉痛的教训让我记忆犹新，挥之不去。此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一直紧绷安全第一这根弦。我今天重提这件事，一是提示家长经常培养孩子的防患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二是告诉在职的教师们安全第一，以防不测。
教过的班级越多，遇到不同家庭的孩子越多，采取的教育方法也就越多。年我又接了一个四年级的班，其中有个孩子父母早亡，和哥嫂生活在一起，这孩子叫王佃民。孩子长得特别清秀，挺直的身段，俊俏的脸盘，白净的皮肤，说话嗓音低沉，慢条斯理，只是下课好在教室里独自坐着。我观察了他几天后，有一天，趁着课外活动，别的孩子都出去玩了，我主动地坐在孩子跟前和他谈心。“你的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吗？”“没有老师”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出去和同学们一起一块儿玩儿呢？”“我不想出去”他又说。“那好吧，我也没事，咱俩一块儿坐一会儿吧。”
他的家庭情况我是了解的，至于孩子本人的情况，我确实不清楚。我们心平气和地谈了好多好多，哥嫂之间是否和谐？他们对待你态度是否一样？家里每天的活计多吗？你能帮他们干些什么？一天三顿饭是否都能按时吃……听他的回答基本上还算正常。当我问到是不是想你的父母了？坏了，孩子一下子低下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吧嗒吧嗒一个劲儿地往下掉。我也被感动了，搂住他的头，掏出手绢，一把一把地抹着孩子的泪水。孩子拉着哭声，颤颤巍巍地说，我刚记事，妈妈就去世了，想的我妈都忘记她长什么样了。那些日子我天天悄悄地哭，不思茶饭。没过二年，父亲也撒手而去了，扔下了孤苦伶仃的我。那些日子我不想吃，也不想喝，死的心都有了。
哥哥看我可怜，硬是把我拉到他家，嫂子对我也不错。可我觉得很不公气，不如在自己家里随便自由。慢慢地我就少说话或不说话。尤其是走在街上，偶尔听到同学们喊爸妈的声音，心像炸开了一样，不由自主地哭一阵子。唉，太伤心了！
冬天到了，我把孩子调到靠近炉子的座位。一天早自习，我在讲桌前批改作文。猛一抬头，全班同学都在写的写，背的背。唯有他呆呆地一动不动地坐着，我悄悄地趴在他的桌子上，低声问，你今天怎么了？“哥嫂一大早吵架都动手了。”“那你没吃饭吧？”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噢，人家都没伤害你，不要再想了，先做作业吧。我又悄悄地指使另一位同学，让他去我家和师娘说老师要两个馒头。我把拿来的两个馍放在炉子下面烤的黄葱葱的，正好下课了，我把馍连同一缸子热水，放在孩子的桌子上让他吃。你别说，这一带头不要紧，以后谁家吃了好饭，孩子们总拿一点给王佃民吃。渐渐地他成了全班同学爱护的对象，他也完全融入到同学们当中了。这孩子的心理创伤太重了，想要把扭曲的心态抚平需要长时间的温暖和引导。这样的创伤，父母双全的孩子们只能意会无法体会。所庆幸的是，这孩子很早就成了煤炭工人，家庭美满，听说他也当了爷爷了。
在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总是有乐趣，有心酸，有发现，有调解，有总结。在学生心中，老师要成为一个亲切有味的大人，时时刻刻呵护他们；一个童心未泯的乐观人，随时为孩子们排忧解难。和孩子们谈心要开诚布公，直截了当，让他们真正明白是非。
教育最忌讳的是千篇一律，老生常谈。最好的方法是单兵训练，及时发现，及时谈心。和孩子们一起，一定要讲究平等、尊重、真诚，想方设法调整孩子们的情绪，使其心静舒畅、毫不设防，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作为教师，常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真正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做一个踏踏实实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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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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